第910章 改革盐务的契机_大明元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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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10章 改革盐务的契机

  第910章改革盐务的契机

  高务实关注盐业不是一年两年了,早在他隆庆三年年底随高拱入京的时候,他就已经在留意大明的盐务问题,只是由于生来屁股就坐歪了,自己娘亲家族就是数一数二的大盐商,所以导致他一直不好插手。

  这些年来,他一直在研究怎么处置盐务问题,或者换句话说,是怎么解决盐务问题中的一些弊端。

  但凡对中国古代史的经济部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中国古代的盐业从来都是一块大肥肉,但肥不肥本身还不是高务实关注的主因,毕竟他作为一个穿越者,多得是方法可以赚钱,并不一定非要在盐业上横插一杠。

  高务实关注盐业的主要原因是,盐业是个民生向的问题,事关国家稳定,而偏偏大明的盐业问题特别大、特别严重。

  具体到大明北方之用盐,长期以来的两大主要渠道是长芦盐场的“芦盐”和山西解州的“池盐”,特别提一句,解州西临蒲州,也就是张四维的老家。

  芦盐为海盐,解州为池盐——也就是盐湖之盐。

  张家原本以前也搞过池盐,不过后来因为气候、水文等出现变化的原因,池盐的产量逐渐下降。而到了嘉靖前期,恰好长芦盐场进行改革,张家遂渐渐转向于去长芦发展,并最终基本垄断了长芦之盐。

  大明的盐业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,实际上也一直都有微调、改革。

  具体的改革过程,本书限于篇幅,不便详述(我估计了一下,没有五千字说不清),所以只能长话短说,其过程大致有“盐课折布”、“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”、“余盐买补”、“盐课折银”等政策变动。

  盐课折银大致是嘉靖初年进行的改革——后世有个说法叫做“嘉隆万大改革”,算是对嘉靖早年某些改革的一种肯定,这个盐业方面的改革也是嘉靖早期改革的一部分。

  张家就是在这场改革之后进入长芦盐场的。

  嘉靖九年,经长芦巡盐御史傅炯题准,青州分司所属济民、石碑、惠民、归化四场盐课继改折布匹之后,又进一步改折白银,“令每灶丁每盐一引,纳银一钱,给商买勤灶余盐补数”。至嘉靖二十九年,沧州分司所属十二个盐场的盐课几乎全部折银。

  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?是的,这个改革跟一条鞭法很类似。所以早就说了,一条鞭法根本不是张居正的发明,甚至他还不是第一个搞一条鞭法推广的首辅。

  这个改制的具体办法是怎样的呢?

  “议准(沧州分司)深州海盈场灶户,内除盐山县近场一十三户办纳本色,其居住真定府衡水县等户,每引纳银一钱。利国等一十一场岁办入津等仓课米,每石征银五钱;其海盈等一十三场折米盐价银,旧例七分五厘,今减一分,各征完,赴司类解。”

  应该说,盐课改折,既符合盐场灶户群体的自身利益,也顺应了长芦盐政改革的总体趋势。

  盐课折银,“纳折色于运司,以给商人”,可谓一举两得。既有效地解决了灶丁因盐斤消融而饱受赔纳之苦的问题,又顺应了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,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。

  但是这个制度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: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,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,而在此环节中,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。

  嘉靖时便有人曾指出:“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。今尽征以折色,称贷倍息,十室九空,往往穷迫逃徙,无以为生。”

 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,离开盐场,改务他业,变得势在必然。特别是在“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,或转相买易”之后,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,无法保证生产,被迫逃亡。

  总之,盐课折布、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、余盐买补、盐课折银等政策的出台,是明廷解决长芦部分盐场盐斤堆积场坨,无商开中支取问题的应对举措。但至嘉靖后期,部分盐场最终出现了“有场无灶”的局面,盐场徒有其名。

  于是到了隆庆三年(高拱回京起复之前),经直隶巡按御史傅孟春奏准,明廷将益民场并入阜财场,海阜场并人海润场,润国场并入富民场,三汉沽场归并丰财场。于是,长芦盐场的场数由明初的24个减至20个,而这里面有17个被张家实际控制,基本上完成了垄断。

  这一次盐场裁并,在高务实看来,实际上就意味着长芦盐场的运作模式,已经脱离了国家设定的发展路径。

  即:灶户在盐场生产盐→变卖所生产的盐换成白银→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,发展成:灶户离开盐场,不再生产盐→回归原籍所在州县,改务他业→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。

  它所带来了的问题是,在实际的催征灶课过程中易滋生弊端。盐场大使分身乏术,势必将催征灶课的任务下派给灶头或总催办理,这又易滋生包揽灶课,肆行加派,任意延挨等弊端。

  而州县官员又“以籍隶灶户,自有专责之员,不加约束,以至藏奸纳垢,任意为非,亦情势所必然”。

  总而言之,对于灶户、场官、国家三者均不利。所以隆庆三年高拱回京之前的改制,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  至于高拱当政时期,一来由于高务实此前有过劝解(详见本书第一卷“小阁老”之第020章“畅论盐铁”),二来由于张四维是高党的核心同盟,三来由于当时改革盐务还缺乏有效的手段,总之也没能在这件事上有所建树。

  其后的郭朴主政时期,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萧规曹随,既然高拱那样的铁腕改革派都没动盐务,郭朴这位更加求稳的首辅显然不会轻举妄动。

  何况他和张四维之间的关系还没有高拱和张四维亲密,很多时候甚至需要高务实从中做润滑,那他自然更不可能去动盐务,导致高党分裂了。

  按理说,张四维自己成为首辅开始主政之后,盐务问题应该更加没有机会改动了,因为张四维本身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。

  然而事实是张四维本人对目前的盐业现状也是不满的,而且正因为他本人是出身盐商世家的首辅,对于盐业方面的问题看得更清楚,又因为希望后世留名,实际上他对盐业的进一步改革反而更有意愿。

  前次高务实去拜访张四维时,张四维第一次试探着向高务实提及盐业问题——当然,他并不是直截了当说要改革盐务,而是拐弯抹角地问高务实有没有好的投资渠道,让张家不至于吊死在盐业这一棵树上。

  高务实就是从那时候起发现张四维可能对盐业有了改革的意向,只是很可能还没有拿准主意。

  但有意向就是最好的消息了,因为剩下的只是手段问题。

  怕就怕张四维坚持认为盐业是张家的核心利益,不准高务实触碰,那才是大麻烦。因为以高务实的身份和个性而言,那样就只能等张四维离世,才好放开手脚去改革盐务了。

  毕竟在这个时代,讲究舅如娘亲,何况张四维当年把三慎园送给高务实,实际上算是他的第一桶金,如果现在不顾张四维的反对去改革盐务,不管这个理由在国家层面如何充足,都免不了让他背上一个不孝的名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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